“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家乡什么都少，唯有大风和杏树多。杏树多到数不清，多到人懒得去数。一堆一堆长在山头、沟豁和涧畔，春天开一咕嘟一咕嘟粉红的花儿，人们信手折来插在头上和瓶子里。这个季节，人的心情都是非常愉悦的。

六月份，杏子陆续黄了。大人小孩提篮背袋，涌进山里捏杏核儿。那是十分惬意的劳作。只要往那树干上猛蹬几脚，噼里啪啦一阵杏雨，地上落了厚厚一层黄金。人们边吃边捏，边说边笑。赶吃早饭的时辰便都沉甸甸地回来了。小孩子管不住自己，杏子吃得多了，饭也不想吃，嘴里一个劲地往外冒酸水。也有会想办法的人，赶着一群羊去。只管把杏子摇下来，就什么心也不用操了。第二天羊圈里铺一层杏核儿，一捡就是一麻袋。

山里的杏树大多都是灌木状，一簇簇、一丛丛、一堆堆散乱地生长着、蔓延着并且死亡着。结的杏子也很猥琐，干瘪、个小、色差、味酸。但是，我要说的这颗杏树，与山里的杏树可不能同日而语。它是我记忆中最完美、最高大和大公无私的一棵杏树。

这颗杏树站在高高的胶泥堆上，一面是支书家的大院子，一面是一通到底的悬崖。悬崖顶是一条颤颤巍巍荆棘丛生的小路。提着心走过去，就是我儿时的启蒙小学校。小路下面是万丈深渊。幸好有那一撮撮的枸杞子长在脚下，消除了我们的晕眩。

这棵树直溜溜的主干，记忆中三个小孩抱不住。粗粗的树枝四面均匀地伸展，形成一圈圆圆的大树冠。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险要，又长得极其端庄，因此，它是方圆几百里地最有美感的一棵树。我常想，先人栽它时，那里一定是一片肥沃的平地。经过多年的暴雨冲刷和风露侵蚀，平地变成了悬崖。它用有力的根牢牢地抓住泥土，才使悬崖没有推进。才使它高高地站在胶泥堆上，孤芳自赏。

这棵树结的杏子非常漂亮，有青皮核桃那么大。两个脸蛋艳红艳红，我们戏谑它像陇东高原上的姑娘，也是“红二团”。每天上学路过，仰望那摇摇欲坠的大杏子，那种可望而不可即及的感觉，让食不果腹的我们垂涎欲滴辗转反侧。喜鹊在树上吃得正香，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孩子们的嫉妒心猛然膨胀，我怎么不是一只喜鹊呢？

杏子一天天熟透了，经不起风吹鸟啄。“啪”的一声掉下来，就是一堆杏泥。我们赶紧蹲下，伸出手指去蘸着舔。这种吃法实在不过瘾，于是我们便看定树枝，伸出双手去等。跟中大奖的几率一样，有时候还真能接到一颗。但落到手里的已经不是杏子了，而是杏泥。于是急忙把两个手掌往嘴边一贴，“吱”一下吸到肚里。那种清凉甜润的感觉，让我过了半辈子还记忆犹新。

当然，同天下的任何事物一样，也有不爽的时候。有时候捧着双手等半天，“啪”的一声，一泡鸟屎砸在你扬起的脸上。引来满地捶胸顿足的笑声……这个时节，我们往往为了等吃一颗杏子而得不偿失，而误了上课，而遭到老师地训斥。

最后，大人们也忍不住馋了，想着法子去摘。支书的婆娘找来一片大帐子，用两根竹竿展开，凌空接在树下。再派一个胆大些的，爬上树抖动树干，杏子便蹦蹦跳跳地滚进帐子里。这种采摘方法实在太壮观了！几乎全村的人都围在树下，仰面朝天，脖子拉得长长的。有人冲树上的喊：“小心点，不能再往前走了。树老了，枝儿脆着哩。”有老者以见证人的口气说：“我年轻那阵子，这树结的杏比现在大多了。”也有调皮捣蛋者，看着那一个个滑动的喉咙，觉得好玩，顺手揪一片冰草叶子，往那脖子上一划，这人便笑着低下头。但过不了多久，这人又不自觉地把头仰起来……

帐子装满了，支书的婆娘像端着什么稀罕一样。还没放在地上，大家一哄而上，满帐子里都是手。这时候小孩子如鱼得水，从大人们的腋下甚至是裆下钻进去，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装得满满的。

上了大学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这棵树上的杏子。只是在杏黄时节突然遥望家乡，冒出一句：“那杏儿摘完了吗？”十几年就这样在念叨声里过去了。有一天，支书送来一块小木板，那木质红得像血染一般。支书小声说：“还记得我家院子那棵杏树吗？去年死了。我把它解成板子，做了几块小案板。送给咱们村上在外面工作的人，你们城里人是能用得着的。”支书的脸上没有表情，说完话他就出门回村了。

望着支书的背影，我心里沉沉的，想起一位故人的话：“人死了就不是人了，树倒下仍然是树。”这棵历经沧桑的老杏树，活着时向我们奉献的是杏子，死后向我们奉献的是木材。它要用小案板的形式，让人们尽可能长时间地记住它。

我们村叫张举塬，是因科举制度时出过一位举人得名的。这名字祖祖辈辈延续下来。上世纪中叶，有人说不合时宜，村支书坚持不改。村支书说：“我别的说了不算，村名这事得听我的。”村支书不占编制，不拿工资。所有的上级精神，都在村支书那一级得到贯彻。他起早贪黑，工作起来没日没夜。他没钱没权，不拿工资，只讲为人民服务。他看着眼皮子底下的后生们一茬茬长大，一茬茬送出深山，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无怨无悔，在那麽艰难困苦的日子，从不为自己着想，自己的孩子至今还有几个在村里种地……

树如人，人如树。支书家的老杏树死了，留下我无尽的思念；用杏树做的案板，我至今还在使用！（来源：陇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