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称呼，在我们陇东黄土高原，对于父亲的大哥，侄子侄女一般都会称呼伯父或者大伯，当然这是书面语，口语叫“伯”或者“大大”，伯在这里发“bei”的音。

在还没上小学之前，我一直搞不懂，别人只有一个伯父和大伯，而我却有两个，一个大伯，一个伯父。和我父亲站一块，相比之下，伯父和大伯他们俩更像是亲兄弟，都是1.8的个头，国字形脸。而我的父亲瘦小、单薄，还是圆脸。再加上他们俩都常年在外面工作不回家，因为见面次数少，所以更加难以分得清。直到上了小学大一点了才搞清楚，伯父是父亲的堂兄，也就是我大爷家的儿子，而大伯是父亲的亲哥哥。伯父在华亭林场工作，大伯在兰州铁路上工作。

伯父

说起伯父，就要从大爷的故事说起。

我太祖母有两个儿子，大爷和我爷爷。据说大爷生得高大，性格暴躁，常年在外面闯荡。那时社会动荡不安，有人说大爷是国民党军官，官职高。因为他每次回家都骑着一匹白马，马脖子上叮当作响挂着一壶酒。有人说大爷是在某个地方当土匪首领，他们总是选一处隐蔽的地方，只要看到商人或者有钱人经过，就大喝一声，跳出来劫走他人的财物，然后扬长而去。

故事是奶奶讲给我的，我问哪一种说法更可信，奶奶也不知道。只说“那是个有本事的人。”

我爷爷是村里出名的病秧子，据说从娘胎出来就体弱，从能吃饭就开始吃药。身体弱，脾气暴，出门难免就会受气，受了气回到家就拿自己老婆和孩子撒气。父亲说，爷爷去世时他五岁，爷爷去世那天，他没有一丝难过，相反还有点庆幸，终于不用再挨打了。

爷爷在村子里立不起来，家里种的地让别人种了，走的路让人家挖断了，大爷回家知道了很生气。其实都是一个族里的人，一笔写不出来两个李字，只是离得稍微远了一点，刚出五服而已，说说骂骂这事可能就过去了。混江湖的人，心肠难免有点硬。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大爷找来了几个朋友，几分奚落，几分报复的心理，将那家的院子给点着了。院子的男主人跑出门外准备找人救火，慌乱中竟然跌进了自家的水窖，因为刚下过雨，水窖里蓄满了水，等人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最终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大爷所为。虽然他也没心狠到想置人于死地，可是人却是因为他去世的。真可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人命关天，这下算是结下了死仇。事情是冬天发生的，大爷回到家待了不久，再出门就没有了踪影。当时交通、信息不发达，家人天天盼他回家。那家的女人坐在人堆里说：“真可笑，还盼回家呢，头都让人割了，挂城门楼上了。”

大爷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死因到底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奶奶曾经给我说过，是让那家人害死的，那家女人说的话应该就是事实。

大爷去世时伯父才三岁左右，时间不久，大奶就改嫁了。大爷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太小，被我一个姑奶收养了。据说这个姑奶脾气臭，家法严。她对于这个无父无母的娘家侄女严厉有加、照顾不足。那时只要是女孩子五六岁开始就要裹足，每次裹足，我这个小姑姑都要疼得大叫，姑奶抬手就会给她一巴掌。到最后，为了躲避裹足，小姑姑钻进了炕洞里。晚上烧炕时，竟然被活活烧死了。

很多年后，伯父见了我这个姑奶----她的姑姑都不肯理，这也算是我老李家家史中的又一惨案了。

伯父是由太太养大的，十几岁的时候在街上的银匠铺子学了手艺，然后担着一个货郎担子出外讨生活，不知最后怎么就到了平凉华亭。那里山大沟深，有林场，有工人，伯父就驻足在这里。刚开始当雇佣工，时间长了，因为个子高、力气大，干活不偷懒，最后被招了工，当了工人，也算是有了落脚之地。

其实伯父和奶奶同岁，都是属狗的，奶奶应该和大妈是一前一后一起进了老李家门的，很多年一个锅里吃饭。爸爸说，奶奶和大妈虽然辈分不同，但相处得亲如姐妹。干活时，奶奶总是让大妈少干，说她小。吃饭时，奶奶又让着她，让她多吃。当时的人结婚早，想想奶奶那时就“十四五”岁，在那么小的年龄能有那样的胸襟实属不易，而且那时粮食紧张，人人几乎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有一年伯父回家，拿了几棵合欢树的树苗。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只有杏树、苹果树、核桃树，只要是树开了花就结果，怎么还有只开花不结果的树？让我惊奇不已。那几棵树在家里菜地里安营扎寨，第二年就开出了一朵朵小扇子似的花，漂亮极了。外公家新房落成，弟弟挖了两棵栽到了外公家门口，每年开花之际，都引得路人驻足观赏。

因为大妈不能生养，伯父抱养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我那个大姐人长得很漂亮，是个大学生。有一年暑假，大姑带着她整整回家待了一个假期。听说是因为大姐人长得漂亮，被街道上小流氓看上了，纠缠个没完，大妈只能带她回家躲躲。

“岁妈为人处事，你硬想挑理都挑不出来。”大妈说的岁妈，是我奶奶，她和我母亲聊天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过。

“岁妈是个女人，但那肚量一般男人都比不上。”我伯父也这样说过。

大妈是个裁缝，我记得妈妈和婶婶扯了当时很流行的桃红布，让大妈给我和堂姐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我那些天一直围绕在她身边，看她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将一块布料三变两变弄成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内心感叹不已，当时竟然萌发了长大要当裁缝的想法。

大伯每年都会回家一两次，少则住十多天，多则一个月。那时我们还住在吴田沟那个穷山窝窝里，父亲不止一次地萌发要离开那里的想法。伯父就对他说：“你哪天搬离这儿，把家里的地方不要给别人，给我留着。”我疑惑不已，华亭怎么也算是个小城市，比这个山沟沟不知要强多少倍，大家都想离开这儿，伯父怎么还总想着回来。

“叶落归根，人老了还是要回到老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叶落归根”这个成语，也深深地记住了它。很多年了，只要看到这个成语，我就会想起伯父说它时脸上带着淡淡忧伤的表情。

 伯父是2013年去世的，死后安葬在了华亭，他也没实现自己“叶落归根”的梦想，毕竟年龄大了，这里医疗、购物都不方便。大妈是在伯父去世两三年后也离开了，至此，“华亭”这两个字眼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话题。

 大伯

 爷爷去世的时候，大伯才13岁左右，奶奶一个小脚女人，拉扯一个家，那是相当的不容易。辛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别人的欺凌，尤其是和大爷曾经有过节的那家人，我们叫四爷的，在村子里当时正得势，人们甚至背地里给他起了个绰号“村盖”，他在村子里飞扬跋扈，而我们家，首当其冲就是他欺凌的对象。而且我们运气也实属不好，和他还是邻居。

没有能力另外建一座院落，只能天天受他们的无端欺负。他们家扫院，从来不倒垃圾，总是将垃圾拨拉到我们家这面就算完事；门口栽的树啊、菜啊，总是莫名其妙地就死掉了；家里走的路被挖断了，娘几个只能爬着梯子上上下下。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不堪的是他还是队长，地里干活，奶奶总是和男人一样干着最重的活，记工分时却是最低的工分。大伯干活，他也总是挑最重的、最危险的活给他，从来不体恤那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日子就这样憋憋屈屈地过着，直到大伯15岁那年，一次劳动中，这个我们叫“四爷”的人，又无端给大伯找事。15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大伯一拳上去，就将他揍倒在地。多年来一家人受的委屈和不公，都化成了力量，一拳拳地砸了下去。正在劳动的人全部都被吓住了，没有一个人上来拉架，甚至好多人还带着一些报仇的快感，因为大家多年来都多多少少地受过他的欺凌。

“拳头底下出政权”，一次反抗让全村人都对这个平时寡言少语只知道干活的少年有了重新的认识。四爷对已经高出他一头的大伯也有了畏惧心理，还有他后面的三个兄弟，都拔高似的长了起来，后生可畏，他从此老实了许多。

第二年，村委改选，大伯竟然接替了四爷的位置，被推选当上了队长，奶奶的日子终于好过了起来。

“我娃16岁就当上了队长。”在我小时候，奶奶常念叨这句话，那时不懂得这句话的分量，现在回头去看，那应该是我们家的一个里程碑。自从大爷去世以后，这个家长达十多年忍受着屈辱不公在村子里抬不起头，爷爷软弱无能，而且还有大爷留下的仇恨全部承担在奶奶一个瘦弱的女人身上，而四个儿子就是她唯一的希望和坚持下去的动力。好在大伯起了个好头，他们没有让她失望。

前面说过，大伯生得高大，再加上从小干活，力气很早就练出来了。虽然当了队长，干活时还是不惜力，总是自己首当其冲，重活、累活都留给自己，轻活派给别人。分工时公私分明，有原则有标准，也不像四爷那样假公济私，给自己人谋福利。尤其是对于四爷那家人，他没有公报私仇，而是用宽容大度对待他们。“仇仇相报何时了，该到完结的时候，再不敢代代相传了。”这是奶奶对他说过的话，大伯听下了也记下了。

特殊时代，四爷那一门被划为富农，大伯不仅没有借机整他们，而是在权利之内，尽力照顾他们。大伯的做法，在村子里受到了极大的好评，他的威信也很快建立了起来。四爷那一门人彻底被感化了，不再处处和我们作对，而是友善了起来。

除过这些，大伯虽然没进过学堂，但脑瓜子好使，他还在队里搞了很多改革，成绩显著，频频受到大队的嘉奖，七八个小分队，大伯带的队总是排名在前。

当时有乡镇派驻的一个驻村干部姓贺，对大伯更是赞赏有加，将他视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不止一次地告诉他，等他走时，就将大伯提为队里的一把手，说他是整个队的希望。

也就在此时，兰州铁路上来人招收工人，村里另一个干部极力鼓动大伯去报名：“当队长有什么出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工人才是最至高无上的一件事。”体检很快过关，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大伯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一周时间由一名队长摇身一变成为一名铁路工人。

对于大伯当工人这段经历我不是太清楚，等到我记事起，他已经退休在家又开始操起了老本行务农了。

春天，别人还蜷缩在家，享受着春节带给的余温，他却已早早来到了地头，松土、上肥。当时村子里有一条河，大家都依河种辣椒、红薯等等菜蔬，算是抓经济创收，他也种。天还蒙蒙亮，他就起床了，先去井里挑几担水，然后就上工了。日落西山，别人都回家了，他还在地里侍弄着他的那些菜。他种的菜，总是比别人的早出苗，长得茂盛。他种的玉米，同一条河道里的水浇灌的，他的玉米结两到三个棒子，别人的只结一个。那几年，村子里都种红薯，育红薯苗，算是村人们的一大创收，红薯苗育起来很麻烦，要不停地浇水、放风，还要拔苗去街上卖。他天不亮就出发，等别人还没走到街上，他已经卖完苗子回家了。

去他家玩，他家院子里给牛饮的水，比我们几家人喝的水还要清浊。因为井是一口小井，他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起床打水，等到别人起床，清水早已被他打走了。干着急没办法，因为父亲和二叔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起那么早打水。

奶奶坟头的后山上有一片荒地，他一䦆头一䦆头地挖，几年挖下来，竟开辟出了不小的一片，他将它们种上油菜、玉米，年年都能打好几袋粮食。

他比村庄里任何一个人更像农民，如果不是每个月会收到一个绿色的汇款单，也许没有一个人会想起，他还是一名吃国库粮的国家工作人员。

2002年父亲做点小生意，我们一家搬离了老家，接着我参加工作、结婚，聚少离多，和大伯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印象中他还是那个勤快的、手脚闲不住的老人。直到2019年，有一天父亲竟然对我说“给你大伯在残联领一个车子吧，他现在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了。”

我很是惊愕，掐指算来，大伯已经80岁了，风烛残年，他早已不再是那个强壮的，能为家人遮风挡雨的大树，而成了一个需要人照顾的病人。

从去年开始，他彻底不能生活自理了，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不管谁去看他，见面没说两句话就会哭，他已经变得脆弱不堪，没有了半点当年意气风发的神态。

好在几个堂姐、堂哥很负责任，他们轮流伺候，将他照顾得很好。2022年6月29日，大伯与世长辞。

我想像大伯和伯父相见的场景，他们会握握手、拍拍肩，然后会一起找个树荫浓密的地方，下一盘棋，厮杀得天昏地暗，甚至为了一个棋子，像曾经那样争论不休。他们会一起去找奶奶，奶奶会惊喜不已，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来了啊。”

大伯的小名叫满满，而他的人生，似乎真得还算是圆满。84岁寿终正寝，儿女的生活虽没有大富大贵，也都算是衣食无忧。生命之此，似乎也算是了无遗憾。

“洒洒沾巾雨，披披侧帽风。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石马立当道，纸鸢鸣半空。墦间人散后，乌鸟正西东。”

愿逝者安息！

作者简介：李娟娟，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有400余篇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有作品入选中考阅读试卷及测验卷。出版散文集《尘世里的暖》，小说集《子午岭的天空》，随笔集《花是快乐的种子》。